一个女孩的编年史

  如今市面上有许许多多关于女性主义的书，呼唤大家从混沌中觉醒、重新认知自己，打破层层束缚、找到独立自由的本我。可在生活中，一个女性的觉醒往往是用漫长的一生去完成的，是由无数个看似“失败”的选择、决定一点点累积、形塑出来的。在郑在欢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中，我们正真看到了大雪、春蓝、秋荣三位个性迥异的女孩让人唏嘘的生命故事，春蓝似乎是其中最普通、最没有戏剧性的一个，但看似平平无奇的命运背后，是一个女孩在成长过程中被遮蔽和忽视的痛苦——在生活的日常中被牺牲，被剥夺。

  春蓝是一个爱家人、团结家人的人。她愿意理解家人，她总以为再牺牲一点、再忍一忍就会变好，但后来发现无休止的付出是没有尽头的。在接纳父母的爱的过程中，她始终是被压抑着的。她说不清自己受了什么样的“压迫”、做出了什么样的牺牲；更不知道该怎么怨自己的父母、什么限度的付出才是合理的。直到后面她慢慢识别出了父母爱的诡计，但并不知道如何反驳、申诉，她甚至不能说父母的爱是假的。她能做的，只有逃离。

  春蓝觉醒的过程，是她用三十年的生命写就一个长篇故事。她选择过被动的接受，也选择过主动的逃离。小说临近结尾，似乎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答案，怎样才是更好的生活，正如我们每个人对于什么是正确的人生一无所知一样。今天单读摘录了《雪春秋》一书中，春蓝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一些碎片，她的生活始终在家乡与异乡、困境与自由之间打转，她一直在寻找答案……让我们大家一起走近春蓝，走近一个女性漫长而深刻的觉醒之路。

  春蓝站在西地的河岸上，带着笑模样。快到夏天了，麦子越长越高，野花拼命地开，蝴蝶和蜜蜂也都兴高采烈地飞。她脑中还印着父亲的笑，他笑了，肯定是好事，母亲一定生产顺利，毕竟都是第四个了。都怪刚刚走得太急，忘了问是弟弟还是妹妹。可别是妹妹了，是妹妹，抓住了还得罚钱。父亲笑了，肯定是好事，肯定不是妹妹。她很满意这个想法，不是妹妹，肯定不是妹妹。她哼哼两声。她认定了，不是妹妹。转过身，看到起伏的麦浪，晚春的风呼呼地吹，脑袋上的短发支棱起来，和麦芒一样锐利。她刚卖过头发。她早就想卖了，母亲一长长就卖，姐姐也是。姐姐卖了头发，母亲会煮鸡蛋给大家吃。她一直吵着要卖，母亲告诉她小孩子的头发不值钱，到了十岁才能卖。过了年，她十岁了，却没有卖掉。她的头发又软又黄，也不长，收头发的人不要。她躲起来哭了，等眼不红了，才回家。上个月，又来了一个收头发的，那个女人很好说话，要了她的头发，虽然给的钱不多。她高兴坏了，支棱着贴着头皮的短发，到处去找人玩，对大家说她卖头发了。王雨婷笑她的头发铰得太厉害，不好看，“跟狗啃的一样”。她不服气，和她吵起来。你的头发怎么卖不掉，她说，你就是眼气。她和王雨婷是最好的朋友，但是那天，她们两个都生气了。晚上，母亲煮了鸡蛋，大家每人只有一个，她两个。这顿饭可是春蓝请咱们吃的。母亲说。春红和春芳笑嘻嘻地看着她，春芳还来抱她，她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她只吃了一个鸡蛋，把另一个盖到碗底下，打算留着明天早上就稀饭。第二天，她掀开碗，鸡蛋不见了。母亲告诉她春红着急上学，拿着路上吃了。她鼻子一酸，险些哭出来，看到母亲的大肚子，她还是没哭。

  在心里，她是想去的，对外面的世界，她也好奇，同时还能减轻家里的负担，这是两全其美的事。可一想到要离开学校，她就忍不住心慌，成为尖子生之后，她没有掉出过前五名，老师们对她青睐有加，断言她考上大学不是什么难事。村子里没出过几个大学生，回来基本都做了老师，她也想做老师，像曾经的语文老师那样，用短短几句赞扬鼓起一个孩子的雄心，似乎没有比那更好的事了。她一直做着这样的梦，直到上学路上的同伴渐渐消隐，到了初三，已无几个女生可以同路了。这样的变化让她心慌，她还在上学，她知道这是不合常理的，人家都开始挣钱了，她还在花钱，而母亲，总在念叨缺钱。中学需要住校，她很少再有时间帮母亲洗衣做饭，每次回来她都抢着干活，可母亲似乎已经不习惯她的帮助了。

  “妈，我不上学了。”她反复想着这句话，反复走在无人的河岸上。岸上布满脚印，天似乎又要落雪，潮湿的暮色像一床破棉被从天边铺开来。鞋子湿了，那是母亲做的棉鞋，不适合踩雪。她顶着西北风往家走，脑中循环播放着那句还没说出口的话。晚饭过后，她来到厨房，母亲正在归拢剩饭，你说说你们，现在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那么多肉都剩下了。母亲捡出一根鸡腿，递给她，赶紧把这个啃了，你看你瘦的。她接在手里，没有吃。生活，看来是真的变好了，以往为了一个鸡蛋都能拌嘴，现在鸡腿却剩下了。如果出去打工，会变得更好吧。她叫了一声妈，鼻子却酸了。她赶紧低下头，那样子像在吃鸡腿。母亲收拾完了，在她身边坐下，摸了摸她的头说，咋还不吃，等会儿该凉了。她抬起头，看着母亲，不知道该说还是该吃。母亲率先开了口，昨天赶集回来，我问了王雨婷她妈，她说那个活儿不累，还能学技术，踩缝纫机，学会了就是一辈子的手艺......母亲见她没反应，又说，我也不想让你出外，谁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呢，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，人家都在慌钱，咱们不慌能行吗。过了年，我也上北京去，把你小弟送到城里上学，让春芳跟你奶奶。你小弟上学得花钱，还得给你奶奶钱，钱——你别说了，我愿意。她打断母亲走出门去。来到院子里，她仰起头，不让眼泪流出来。雪，又洋洋洒洒落下来。过年，本是喜庆的日子，可过年，却总是下雪。

  原来收音机才是生活必需品，比牙膏和肥皂作用还大。干活儿的时候，所有人耳朵里都塞着耳机，除了哑巴，他什么都听不见，所以干得最快。电动缝纫机的声音此起彼伏，不间断地冲击耳膜，十三个小时之后在床上躺下，耳朵里还回荡着长长短短的机器声。声音的长短取决于哑巴干活的速度，他是这里最老的工人，已经二十五岁。一个房间那么多机器，只有他脚下那台能发出那么频繁且均匀的声音。哑巴长得挺好看，但没给她留下好印象，因为他总是嘲笑别人的工作，新人难免会犯一些低级错误，本来就羞，他一笑，更加无地自容了。还有他看人的眼神，总是色眯眯的，这让春蓝觉得恶心，所以总呛他。哑巴听不到，她说什么，他都笑嘻嘻的，这让她更生气，兴许他还认为自身看上他了呢，想到这里她简直气不打一处来。那么讨厌的一个人，却将他制造的声音深深摄入她的脑海，如影随形，逃无可逃。工作时每个人都跟哑巴差不多，反正也不许聊天，还不如哑巴呢，他有天然的屏障，不必用耳机阻挡噪音。老员工每人驾驶一台机器，看起来高高在上，新来的只能干一些杂活，听任老员工差遣，搬一张小马扎辗转于机器之间，剪线头，穿拉链，修剪缝合处，用火烧去包边带上的接头，再用手按牢......所有工作都要低着头，眼前是踏板上扬起又踩在的脚，轰鸣的电机刚好悬在头顶。噪音最终会沦为背景音，脑子被一种奇怪的寂静占据，大概是长时间不说话的缘故，有人，却不能说话，以至于常常猛然发觉在脑中和自己说话——也有一定的可能是和别人，说了很久才发现并没有说出口。总是恍惚，像是身处旷野，辨不清方位，像被关在密室，找不到出口，像做梦，没有醒来的方法。

  有一户特别合适，这话说得有点奇怪，她只是一个人，与之匹配的却是一户。她当即拒绝，说不见，接着又说，我还小。本地人说话，遇到好事至少要拒绝两遍，第一遍多被理解为谦虚，第二遍才开始当真。具体到家人之间，情况又不一样，很多事情，即使拒绝成千上万遍，还是会被理解为是为家人着想而不是出自本心，家人则只能反过来以为你着想而一意孤行。好像个个都是赵匡胤，必须要为其披上黄袍才能作罢。你不用舍不得我们，母亲说，你要是过好了我们也就好了。她换了几个角度拒绝，母亲仍旧用这句话应对。她知道再多说也是废话，在心里，她打定主意，就算对方是天兵天将也绝不松口。

  她以为会轻松不少，确实也轻松不少，不过远没有想象的轻松。何时下班，取决于最后一桌客人何时走，还要祈祷这期间不要再有人来。磨蹭到最后的往往是喝酒的人，桌上的菜不剩什么了，含混不清的醉话慢慢的变多。她脾气太坏，算不上一个合格的服务员，对这些点不了几个菜还总赖着不走的醉鬼向来没有好脸色。醉鬼们也不在乎服务态度这码事，将她的揶揄嫌恶当作调情，趁着酒劲儿跟她斗嘴，让她火更大。妮儿，再来一瓶。没有，菜都没了还喝个屁。那再来个花生米。花生米值几个钱，心疼钱喝什么酒啊。你这妮儿，年纪轻轻怎么那么现实，张口钱闭口钱的。不为钱谁在这儿伺候你们呐。好好好，再炒个尖椒肉丝，行了吧......要是她愿意，可以把这种对话一直进行下去。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火气，对这帮过穷瘾的男人一百个看不顺眼。她苦着一张脸坐在旁边的空桌上等他们走，仰头看着电视，偶尔一两句酒话挤进耳朵，总能立刻分辨出哪些是大话哪些是真心话。她一点都不想关心，可听到了就没办法装听不到。大话听得多了也像真心话，肯定是心心念念的事，才会喝醉了酒还惦记着。无非是赚钱养家和挣钱成家这两件事，这话从男人嘴里说出来，最终往往指向女人。

  我要回去结婚了，她说，所以不能和你们一起开店了。秋荣当即炸了毛，语无伦次地反对，好像要回家结婚的那个人是她。就算不开这个店，也不能让你这么作践自己。秋荣说，不就是欠那个男的钱吗，我帮你还。别啊，大雪也急了，要不这样，你那份我先帮你垫上，这样你就不用回去了。春蓝哭了，哭着哭着又笑了。大雪和秋荣搞不清状况，过来拍她的后背，揉搓她的手，如同抚慰一个抽风的病人。她抱住这两个萍水相逢的姐妹，彻底笑了起来，你们想哪儿去了，结婚是我自愿的，我那个未婚夫可有本事了，你们应该祝贺我。她努力让自己笑得灿烂，虽然脸上还挂着眼泪。秋荣忧心忡忡地看着她，一副完全不信的样子。她抹干眼泪，也不笑了，认真地说，等结了婚，我才有闲心回来跟你们开店，跟结婚比起来，开店可算不上什么大事。秋荣还是将信将疑，不过也没有继续反对，好吧，我们等你回来。坐在回家的车上，她的心是慌的，不过很快就急切起来，像一个真正的新娘子那样，虽然她的新郎——那个腰上总挂着一串钥匙的稳重青年——她没见过几次。赶紧结吧，快点结吧，她想，结了婚，一切就能了结了。

  女儿断奶后，她重提去杭州的事。婆婆和丈夫依旧反对，咱自家的生意都忙不过来，出去做什么生意。他们在打什么算盘，她一清二楚。刚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放她走，因为她没有完成生孩子的使命，她全力配合，乖乖受孕，以为了结了这事就没人管她了。闺女生下来，虽然谁都没说什么，但她知道，使命还在，甚至更急迫了。这时才去想，要是像母亲一样一连生三个都是女孩怎么办，要是像王雨婷她妈一样一直生女孩该怎么去办。来到婆家，她没有唱过一句反调，看不顺眼的事情还是很多，但她学会了不说。总感觉自己是个外人，没有同盟，孤军作战。

  背着所有人，她偷偷去打避孕针，一个月一次。这是没有很好的方法的办法，还是因为想到这个办法而兴奋莫名，当然，凄惶还在，或许正是因为太过凄惶才生出兴奋，又因为兴奋过了头才觉出凄惶，加水，加面，还是笨媳妇那一套。有一次，丈夫在身上徒劳奋战的时候，她笑出了声。咋了。他瓮声瓮气地问。没咋。她说，就是觉得你好逗啊。这话无异于讽刺，丈夫平时少言寡语，跟幽默一点关系没有。他干什么都目的明确，工作卖力，因为能挣钱，在她身上卖力，因为能生小孩。他要是清楚自己生不出小孩会怎么样，就像他经营的这座废品收购站，全是报废的垃圾，丧失了原有的用途。她清楚自己多没有情调，再加上发胖变丑，要不是为了生孩子，他才不会吭哧吭哧往身上爬呢。打了几个月的针，体重一发不可收拾，她不敢上秤，不敢照镜子，无奈垃圾收购站里最不缺的就是这两样，各种能映出人影的垃圾，称各种垃圾的秤。她偷偷网购减肥药，吃得上吐下泻，月事也不规律了，有时来得晚，有时来得多，惶惶不可终日，怕避孕针无效，怕失血过多而死。为了不被人发现，每次都跑到那堆塑料山和真山交界的深沟里，吐，或者拉，流泪，或者流血，她连自己的身体也管不住了。有一天，她昏死在自己的呕吐物上，他们找到她时已是深夜。她在丈夫的摇晃中醒过来，清楚自己真的成了一个笑话。我想回家，她说，让我回家。

  一天，一个远亲从门前经过，跟母亲聊起天来，我的老天爷，这就是你们家啊，真好看，真气派，这得花多少钱啊。气派啥呀，好看啥呀，母亲说，你是光看到气派，没看到花钱，连买带装修你知道花了多少不。多少？女人伸长了脖子等待答案。谈到钱，人们还是那么神秘。母亲伸了四个手指，女人发出惊呼，四十万啊！我的老天爷。还多呢，母亲咬着牙说。谈到钱，人们还是充满恨意。她和女儿坐在门廊里，没有参与这场对话，听着她们在门外兴冲冲地大呼小叫，她突然伤心起来，伤心到了疼痛的地步。她捂住胸口，痛苦地闭上眼睛。等那个女人走掉，她来到门外，对笑容还没散尽的母亲说，妈，我想离婚。

  明白了她并非是说说而已，母亲对她发动了一场车轮大战，所有能说会道和自告奋勇的亲友依次登门，试图让她知道她错了。

  你再想想吧。父亲说。姐，我支持你。春芳通过电话偷偷说。不管谁来说，她都不与之辩论，她清楚自己辩不赢。或许沉默才是最好的辩词。母亲很快看出了她的坚决，把很多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口才的七大姑八大姨拦在门外，转而向她抛出了一个颇具重量的条件，蓝，你不是一直想去杭州开店吗，你结婚时田玉家给的八万块钱让妈花了，妈再去借来给你，你去杭州开店，好不好。

  她看看母亲，没再多说。丈夫和婆婆怒气冲冲地赶回来，要她给一个解释。她给不出来。丈夫在盛怒之下要带走女儿。她再次坚定起来，坚持要女儿跟她。好在只是一个女孩，婆家很快就不坚持了。母亲答应还的那八万块，当作补偿给了婆家。二十九岁这一年，她什么都没有了，得罪了所有娘家人，从婆家净身出户，只有一个两岁的女儿留在身边。她给秋荣打电话，要去她那里打工。打什么工？秋荣几乎喊破听筒，什么叫打工？我